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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焕贤
详细信息  
                    永康中心县委书记应焕贤

                               应忠良

                                          (一)

应焕贤,原名应化贤,曾用名应子平、钱梅影。1903年的10月出生于永康市芝英亳塘村。父亲樟寿,一身武功,蛮力惊人,惜在焕贤7岁时,精神失常,时常发作,殴打妻小。焕贤母亲不堪忍受,便带着小儿子亦即焕贤之弟离家生活。家庭迭遭变故的焕贤和妹妹绍为,从小由祖父扶养长大。

屋漏偏逢连日雨,跟随母亲离家不久的弟弟又不幸落水夭折。极度哀伤的母亲,自此吃素念经,再不归家。父亲则出走失联,再无下落。为生活所迫,焕贤13岁便来到方岩山脚的岩下街,进周义和雨伞店当学徒。不堪虐待,不久返家。16岁,再去县城利生染织公司当学徒。几年过去,祖父去世,重又归家种田。到了1924年,发生堂兄被人打死焚尸惨案,讼事迭起。遵伯父之命,顷力跑腿相帮,以至田脚荒芜,靠借贷过日子,谨有的2亩薄田和几间屋子也全都抵押给了债主。这件案子一定在焕贤的心头烙下深深的阴影,并对他的反抗叛逆精神产生了滋润、催发的作用。男大当婚,焕贤娶配吴氏。成婚后的焕贤生活更其愁苦,只好寄人篱下,来到古山镇寮基村,与岳丈家一道生活。
     
始于19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灾祸深重。一方面帝国列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蚕食、侵略。另一方面封建专制统治和腐败政府的无能与无情压制。进入到二十世纪之初,中国人民长期积压在心头的强烈不满与怒火,便借由1919年的“五四”运动,如火山一样的喷发出来。经由“五四”、和“五卅“运动以及其后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洗礼,永康这一块浙中贫瘠的土地与民众,也开始从封闭落后的状态中苏醒。那是一个新思想、新观念狂飙突进、席卷神州大地的年代,一帮不安于现状,图求国家富强、个人命运改变的年青人站到了时代的前列,血液里的叛逆种子很快催生出了萌芽。当时一批在上海、杭州、金华等地求学的永康籍青年才俊,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诸如池长根、叶岩襄、余心、黄大馨,应毓兰、李立卓、应业芳、黄锦章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永康的播火者和创建中共永康组织的骨干力量。那个年代,城乡小学教员收入微薄、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对新事物新思想比较敏感,具有一定的革命意识。他们同情贫苦农民,与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深得基层百姓的敬重。所以永康中共最早建党和开展农民运动,多以当地的小学为依托,以小学教员为骨干。他们白天教书,夜里革命。1927年5月,永康第一个中共党组织----隶属于中共杭州地委领导的芝英培英小学支部成立。这里成为了当时永康共产党人活动的中心。国民党当局把培英小学视为了永康“共产党的大本营”,把游仙区(现在的芝英一带)视为“赤色区域”。
       
便如干柴烈火,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号召与鼓动下,城乡工农群众运动如疾风暴雨,迅速高涨起来。在城镇,他们组建新的工会,宣讲革命道理、维护工人权益,改善待遇。在乡村,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实行二五减租。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让许多农民和流氓无产者有了生存的机会与复仇的希望。短短几个月内,全县便有270多个村庄成立了农民协会,参加组织的农民达15000余人,占了当时浙江全省农会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许多农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1927年秋,全县共产党党员人数已由成立之初的10多名,发展到了700名左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27年的春天,出身于芝英这片赤色区域,曾经在县城做工,如今穷困潦倒,“血液里有着一种革命冲动”的应焕贤,也成为了永康早期的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组织让他感觉有了依靠。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让他热血沸腾,并看到了摆脱困厄、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一线曙光。从此他踏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开启了一段激情燃烧而又惊心动魄的革命生涯。
       

                                                 (二)
                    
寮基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与永康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小学教员李立卓的家前黄村,咫尺之遥。焕贤便是由李立卓介绍入党的,并担任寮基党支部小组长一职。在乡村本就沾亲带故,在李立卓与焕贤的宣传发动下,寮基村几乎家家户户加入了农会组织,成了红色村落。其岳家老屋也成了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时常有形形色色的人员出入接头、开会,一帮妇女老太甚至儿童便担当起站岗放哨的任务。
大革命时期的永康农民运动,是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开展起来的。自从1927年4月起,南京、武汉的国民政府相继与共产党公开决裂,政治局势陡然逆转。不过当时蒋介石登台初始,南北分治,尚未统合。基层社会的管制也尚未严切。这一切仍给思想活跃、激进的叛逆者一种幻想和一试身手的机会。1927年8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清党委员楼廷韶来到永康,改组国民党永康临时县党部。意图解散农民协会,打击迫害共产党人和农运积极分子。当年的9月,当局先后逮捕了与国民党抗争、正在部署发动农民进城请愿的共产党员黄大馨和吕宝丹。结果永康共产党临时县委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拒捕和进城请愿斗争。9月初,上千名农民手执柴刀、木棍追赶、拦截,从警察手中抢回刚被逮捕的在国民党临时县党部中担任农民部长一职的黄大馨。9月末开展的进城请愿更是尤为壮观,参加请愿的数千名农协会员来自全县的各个乡村,从四面八方集队向县城进发。他们手举标语,高呼口号,与当局谈判交涉,最后迫使县政府承认农民协会的合法地位,继续实行二五减租,并释放了原国民党党部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吕宝丹,请愿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这些斗争中,担任党小组长的应焕贤不遗余力,全身心投入。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依令而行,更也是他向组织表达忠诚,显示自己才干的绝好良机。晚上他熬夜开会,组织发动农民。天未亮,他便带领大家向县城进发。为了方便工作,他骑着一头小毛驴跑前跑后,协调指挥。这一番历练与斗争实践,让他很快成长起来。1928年夏季。改组义和区区委的会议在古山召开,宣布叶岩骧为书记,李立卓、夏XX 为常委,应焕贤被选为执委。
革命党人信奉阶级斗争的理论,视财富为罪恶,将官员和富者列作革命的对象,打土豪、分田地。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工农运动的不断高涨,在政治上、经济上严重威胁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以及社会秩序。道不同不相与谋。作为统治者,又是地主资产阶级代表的国民党实行的清党和对共产党人的捕杀,又迫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对抗的道路。作为曾经的兄弟,国共两党也由原来的主义之争,升级为一场延续二十余载你死我活的缠斗。
1928年的7月,中共浙西特派员姚鹤庭来到永康,在画眉岩主持召开了全县共产党活动分子大会,贯彻省委三月扩大会议精神,研究如何进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促使革命新高潮的迅速到来。应焕贤参加了会议。其后,9.13日永康、武义两县的共产党人又在桐琴召开联合暴动会议。研究部署暴动起义事宜。上级代表强调:“暴动非进行不可,谁反对暴动谁就不是布尔什维克……”。与会者不敢再有疑问,只得服从。怎奈无论从主客观来看,暴动的条件均未成熟,加之内部意见分歧,永武联合暴动不仅失败了,而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暴动过后,永康各地豪绅和国民党军警进行了疯狂反扑,导致了4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4人被杀,7人死于狱中。还有一批领导骨干受到悬赏通缉,党的活动转入低潮。
      

                                                             (三)

随着国民党基层政权的日渐稳固,共产党面临的政治局势和生存环境日益恶化。面对白色恐怖,部分主要领导被迫撤离永康或避居外地,也有一部分党员产生了动摇情绪。为了尽快发展党的组织,走出低谷,永武联合暴动之后不久,上级先后几度派人重建、改组了永康县委。谓之走马灯似的改组、换人并不为过。1929年4月,中共中央鉴于浙江省委未能很好地推动全省的工作,决定暂时撤销浙江省委的建制。计划在全省建立直属中央领导的杭州、宁波、湖州、永嘉、台州等6个中心县(市)委。当时永康的党组织恢复发展较快。因此中央巡视员卓兰芳等再次来到永康,于8月20日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出直属中央领导的中共永康中心县委。永康、东阳、义乌、缙云、武义、宣平等6个县党的工作均归属永康中心县委领导。金丁亥为中心县委书记,应焕贤为候补执委。
当年秋间,中共永康县委召开全县党代会,决定改组永康县委。会议是在前山杨后面一个山庙里开的,由卓兰芳主持。县委新成员选出之后,便转移到练结村继续开会,我被选为新县委的书记。”应焕贤在写于1970年9月的一份自述中如是说。“当时交通员老孙回上海去,胡斗南到下半县工作,王家孙要到上海去读大学,老姚情绪非常消沉(即赵天鸣,后来叛党,造成永康地下党的严重损失),都不再参加会议,先后离去。以安全关系,第三天又转移到上里叶去开会,是在一幢新房子的楼上开的。”一个会议连续更换三个地方举行,可见当时白色恐怖之险恶。会议结束后,应焕贤去木坦等地工作了一段时间。通过同仁的努力,永康形势有了好转,恢复了许多党组织。赤卫队,妇女会等也相继恢复了不少。
同年冬季,中央巡视员卓兰芳在永康林坑陈主持召开会议,改选应焕贤为永康中心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一顶鲜红的帽子就这样又悄然地落在了应焕贤的头上…...。便似轮流坐庄,原来的上级金丁亥、李立卓等反倒成了新一届的党委、执委。时势造英雄,事实上,许多当年的风云人物不是自己成长,也不见得一定有多大才干,相反往往是时代的大潮将他们推上了风口浪尖。
     
从现有材料看,应焕贤深得中央特派员卓兰芳的器重。会后不久,应焕贤受派到上海参加党中央举办的政治组织训练班学习,时间一个多月。卓派其参加学习的目的是为浙西地区党组织培养领导干部。学习结束已是年底,应焕贤立马回永,并千难万险带回一台革命宣传所急需的油印机。当时永康刚刚经历了年关武装示威、暴动的失败,36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被捕,区委书记应金献等7人被杀。许多共产党人只好分散隐蔽,革命再次陷入低潮。     
此次返永,应焕贤身负重任。中央指示,要不断扩大组织,培养骨干,加强领导;要开辟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要建立工农武装,组织红军游击队,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应焕贤千方百计找到了李立卓。两人分头活动,联络了几名党员骨干,并于2月份和3月份先后在练结和下宅举办了两期短训班,为革命培育新生力量。不久,又找到了应爱莲,并先后恢复了10多个党支部。3月份,应焕贤和王振康在四十四坑一带组织了一支武装。起初这支武装只有八、九个人,五、六支枪,不久,就发展到了五六十人。中心县委将这支武装编名为永康红军游击队第一中队,由王振康任中队长。4月份,中心县委又在永康、缙云边界的西施,收编了程仁漠领导的一支农民武装,并将其编为永康红军游击队第三中队。同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永康游击队暂编为浙南红军第三独立团。5月,中心县委在三十四坑建立了永康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徐英湖担任苏维埃主席。
时年的6月份,温属各县党代表会议在永嘉召开,并成立了中共浙南特委。永康中心县委划归浙南特委领导。根据中央的指派,应焕贤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浙南特委委员兼工运部长(一说农运部长)。会议结束后,应焕贤于6月底从温州返回永康,主持、主导将永康、缙云、仙居和义乌的一部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红十三军第三团,下设两个营和一个独立中队。同时,在应焕贤的指导下,于7月7日召开了会议,对中心县委进行了改组,李立卓继任中心县委书记。应焕贤主要参加浙南特委的领导工作。
      
时年的6月份,温属各县党代表会议在永嘉召开,并成立了中共浙南特委。永康中心县委划归浙南特委领导。根据中央的指派,应焕贤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浙南特委委员兼工运部长(一说农运部长)。会议结束后,应焕贤于6月底从温州返回永康,主持、主导将永康、缙云、仙居和义乌的一部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红十三军第三团,下设两个营和一个独立中队。同时,在应焕贤的指导下,于7月7日召开了会议,对中心县委进行了改组,李立卓继任中心县委书记。应焕贤主要参加浙南特委的领导工作。

                                                                 (四)

为了加强对广大基层农村的控制,维护统治基础,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将原来的村里制改成了乡镇制,开始在乡镇一级建立政权。在一些农村重镇和共产党活跃的地方还建立了由国民党和地主豪绅操控的武装组织-----保卫团,会同军警大肆清剿共党组织。一批永康早期共产党员领袖骨干纷纷被捕,徐英湖、胡斗南、吕思堂、楼其团等先后被杀。当局抓到李立卓后,诱降不成,用尽酷刑,最后用两根碗口粗的大香捆绑在李立卓的左右臂膀,然后用火点燃,烧了三天三夜,将李立卓活活烧死。未被抓捕者有的只好走避他乡,隐藏掩藏,其中一部分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面对白色恐怖,也有的选择了叛变自首,保命请赏。斗争形势可谓一夕数惊,异常的艰难、残酷。

                 
作为共产党的永康中心县委书记,应焕贤自然也是当政者的心头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叛徒赵天鸣便曾领着军警特务,赶往焕贤家中搜捕,所幸未在家中免遭毒手。事实上,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应焕贤曾经先后二次被拘捕关押。一次是1930年的夏天,应焕贤化名应子平,赴永嘉参加会议,途经丽水,正值戒严,被旅馆查夜的警察当作可疑人员抓去。幸好有在丽水开枰店的老乡闻讯前来,把他保出。此后不久,化名钱梅影,身在温州开展工作的应焕贤,又被当地警察抓去,因由是外乡人,无职业,行迹可疑。所幸警方没有发现破绽、罪证,只好释放。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政府当局反共防共的恐惧心理以及环境之险恶。革命者危机四伏,随时随地都有被捕被杀的可能。
长期处于被封锁和剿杀的严酷的外部斗争环境,让共产党人对敌警惕的空气空前高涨,他们高度敏感,随时防范来自内外的危险。早期的共产党人,农民出身的占了大多数,甚至还有不少帮会分子,革命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农民的印记。农民既具有造反、革命的一面,同时也有散漫、保守、地方宗族观念重以及政治的投机性和容易盲从等落后的一面。就看你当初跳进的是怎样的一座熔炉。草木皆兵的自保、防范心理,极左的肃反理念加上内部的斗争乃至复杂的个人目的与恩怨,导致了1930-1931年大规模肃清AB团运动的发生。一大批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红军将领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屈死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之下。1983年,中共中央决定为当年在苏区“肃反”中被冤杀的人平反。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被划为AB团杀害的有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萧克将军在其回忆录中,也写到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党员和红军战士。他说“即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不堪回首”。
这场发端于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对各大苏区和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均具有示范和传染作用,并继之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许多共产党人一方面要躲避国民党的搜捕,另一方面还要确保不被自己人所杀。一时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情绪低落。
家乡在到处缉捕应焕贤。在通缉令中,当局将其列为第一名,悬赏500大洋。永康中心县委业已改组乃至瘫痪。永康是回不去了。与此同时,形势一天天变坏,焕贤在浙南特委工作的所在地永嘉县城,天天戒严,疯狂捕杀共产党人。浙南特委成员除了应焕贤和去中央汇报工作的白书记以外,在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内全部先后被捕牺牲。工作已是极度困难,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生活上则断了经济来源。应焕贤先是典当衣物度日,怎奈根本无法维持。无奈之下,他只身前往上海寻找组织,又因没钱不能久留,再则党组织非常严密,一时又无法找到。回来的路上,途经杭州,又差点被昔日的战友出卖,异常惊险。身心俱疲,生活无着的他先在富阳亲戚家住了一阵子。终非长久之计,便投奔身在开封的妻舅。妻舅吴思源当年也是农协的积极分子,如今在国民党第一师汽车队工作。这也是应焕贤后半辈子与汽车、运输结缘的肇始。
为了谋生,1932年春,应焕贤前往南京职业学校自动车系学习汽车驾驶。学成之后,心中始终放不下“革命”二字的应焕贤,于1933年冬潜回家乡永康寻找组织。岂料刚刚返永的第三天便被捕入狱。在狱中应焕贤受尽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不予招认。期间应焕贤身患重症,差点病死。他的三伯父应国华是名资深的律师。危急关头,伯父动用关系,加上二个铺保,千方百计将焕贤保外就医。
人往往是在深渊挣扎的时候,最最清醒并清楚自己需要什么!“血腥政治定律”中的失败者,尤其像他这样的“共匪”匪首是绝无活路的。应焕贤不是一个政治狂徒。面对迎面而来的铁墙和杀戮,有着强烈求生欲望的应焕贤决定走为上策。走出牢笼的第三天,焕贤立马离开永康仓促出逃,开始了背井离乡,长期逃亡的生涯。事实上,保外就医没几日,当局便发现放错了人,重又前来拘捕,可为时已晚。恼怒之下,当局将二个保铺抄没,并把保人抓去关了一段时间。
逃亡之际,焕贤一定也想到了重新寻找组织,只是时局混乱,无有头绪,也没有时间。更深层的原因,应该包括经过七、八年的革命生涯,他对党组织越来越激进的路线一定有所失望,对组织内部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忧惧与心寒。即便再回到组织中去,看起来毫发无损的他,也一定深受怀疑,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内心如焚的他从此与曾经荣辱与共的党组织脱离了联系。对于这样的一种选择与状况,你说他是逃亡也好,脱党也罢,笔者以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焕贤没有叛党,没有出卖同志。漫长的革命征程就似万米长跑,途中有人受伤倒下,有人气力不济,中途退出,这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更何况这当中还有许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在左右着当事者的命运与方向。在长短不一的革命征途中,作为曾经的一分子,他们都曾斗志昂扬,为他们所认定的崇高事业,流血流汗,尽了一份力量,因此一样值得我们后人的肯定与敬重!

                                                        (五)
 
1934年春,逃离家乡的应焕贤先是在江西公路局当司机。翌年进入国民党交通兵第二团汽车修理所担任技工和教练。此后他又到贵州公路局和长江银行运输处从事管理工作,并将妻小从老家接了出来。一家子终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不再用东躲西藏,担惊受怕。
应焕贤毕竟闯荡过江湖,见过世面,有技术,会管理。到了1943年,他来到成都与人合伙经营汽车运输生意。抗战结束,原本准备回家乡,怎奈到了贵阳,路途不通。加之拖家带口,行动不便,只好作罢。我相信,其时,他的内心一定非常的纠结。一者前有重案,当局是否还会拘捕为难自己?二是心有愧歉。如何面对当年一道出生入死、生死与共的一帮战友同志,尤其是当年有恩于自己,而自己却给他们带来许多麻烦与损失的亲友呢。踌蹰再三的应焕贤,最后决定举家滞留贵阳,重操旧业。他买了一部旧汽车,自己修理,自己驾驶,终年辛劳,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与各项开支。
1950年,西南解放。是年冬天,应焕贤加入贵州省汽车运输公司,任机务员。在轮训班学习期间,就历史问题向组织作了交待。此后一直在贵州省交通厅所属运输系统工作,一直到1963年10月年满60赋闲退休。
相较于人生前半段的出生入死和跌宕起伏,应焕贤的后半生算是平淡无奇和安定的。好汉不提当年勇,应焕贤绝少主动提起革命往事。对他而言,这一切已经过去。他便似参与了公司的早期创办与经营,曾经倾力付出,历经艰险。只是他中途已经退出,自此公司的收益与荣耀便与他无关,应焕贤也并不奢望分享。相反,他只希望早年的生涯不要成为拖累一家老小的包袱。在对个人的历史、思想要求纯之又纯的情境之下,他唯有谨言慎行和加倍的工作努力和成绩,来佐证自己是一个好人,不是坏人……。唯历次政治运动,他所在的单位、系统,总会将他的过往重新作一番考证,看看有无破绽。就似将他反复放置于一台显微镜下,看看有无遗漏的变异细胞。间或家乡也会有外调人员前来找他,让他回忆和指证峥嵘岁月里的人与事。为此,他的心情一直比较压抑,即便到了已经退休7年多的1970年9月,有关单位仍让他撰写了一份自述材料。而这不经意间也为我们了解这位早期革命的参与者,多了一些细节、素材,也多了一个视角。
老树呈秋色,苒苒物华休。应焕贤是在1972年因病去世的,享年70岁。他没有归葬永康,故乡于他而言已经十分遥远,十分生疏。唯一让他时常念想的,该是当年曾经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尽管往事不堪回首,可毕竟那是一段让他激情燃烧的岁月,足谓刻骨铭心。如今他们都已先后作古,正相聚于九泉,泪眼相对,浩然慨叹。
上一位: 应宝时 下一位: 崇学尚义仕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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